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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晓鸽:把金融力量释放出来支持中国公益
序号:12919  索引号:J0009--2015-00596 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 公开时限:常年公开
发布机构: 发布日期:2015-9-8

公益中国网 9月7日,第二届中国公益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。来自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600多位政府官员、金融精英、公益领袖济济一堂,共同探寻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——公益金融(Social Finance)。三十多位嘉宾分享了视野、观点和实践经验,重点就金融环境进步带来的新机遇、公益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与推动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剖析。

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,在演讲中,他首次公开谈及自己的公益理念与公益历程。

           以下是熊晓鸽演讲全文:

      这是我第一次谈到公益,谈到公益,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不赚钱,和金融怎么结合?前面几位都从各个不同的层次,谈了他们对公益、金融的理解。我在这里想以个人名义谈谈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。另外在互联网的时代,怎么来把我们的金融力量释放出来,帮助我们的公益事业做得更好。

      在办公室我是站着工作,有一个好处就是肚子不容易大,我站着工作打电脑,在我的桌子前面有一个照片,这个照片是两个人,是邓小平和卡特先生在中美建交的一张照片,卡特先生给我签了一个他的名。为什么我说这张照片呢?这两位伟人我都是非常感激的。首先说邓小平先生恢复他的职位以后,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,就是恢复高考。他恢复职位以后的第7天就做了决定,在中国重新进行大学的入学考试。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上大学,从此教育对我们一生的生活的轨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
      卡特先生因为中美建交,中国选派留学生,也是卡特先生和邓小平先生当时做了一个协议,因为这样的话我才去美国留学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很重要的这两个事情,如果说没有这种教育,可能今天我也不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而且我们读书的时候,在大学不要交学费,都是国家给的钱,同时还有奖学金,不叫奖学金叫助学金,还有个生活费。所以那时候读大学是不要钱的。

      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,也是拿了波士顿大学给我的奖学金,当时好大一笔钱,12000多美元,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去美国留学。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捐给我的,美国的哪位捐赠的。

      我在十年前,在波士顿大学他们请我去做了校董会,我为什么愿意参加呢?当时请我参加校董的时候是不要钱的,没人要你捐钱的。参加校董会从来不问你要你捐多少钱,但是因为我是它的校友,好像做了一些工作,他们先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,同时你要贡献多少时间。我现在做了十年的董事,我当时去参加的时候,我最大的想法就是想了解美国主流的私立大学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。而且美国私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组织,每年它的预算也非常大。在这中间我学会了,也知道了美国这种非盈利组织是怎么样运作的,也搞清楚了我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奖学金的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

      同时我们IDG公司在中国,我在22年前建了中国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,有幸投了一批很成功的企业,一共投了400多家企业,我们到今天为止有80多家企业,通过上市或者股权转让退出了。当然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宜信公司中来,虽然没有上市,但是做得非常好。

      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,非常认同唐宁先生办企业的一些理念,以及对社会公益的参与,这个非常的重要。

      首先一点做公益,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很私人化的,首先是理念的认同,而且很重要一点,哪些事情你觉得非常重要,这个非常有意义。有人讲公益是自己出名的事情,其实不是这样的,真正要做公益,如果能够做得很久,做得很好是很不容易的。特别有一些事情你可能开了个头,最后不做下去就觉得很失败,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堪的一个事情。

      我还做了一个事情,我原来是做记者出身的,在国内参与办了很多的杂志,像《计算机世界》、《网络世界》、《电子产品世界》等等,98年引入了国外的版权,搞了时尚出版集团,提供很好的信息。另外还做了一个事情,大家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个《国家地理》的体恤衫。美国《国家地理》也是我们常年的合作伙伴,我们在中国出《华夏地理》、《时尚旅游》。《国家地理》是美国的一帮科学家们办起来的,他们也是非营利组织,那么多年一直关注空气、水、环境等方面的事情,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事情,尤其在中国,我们对空气污染非常非常的关心。大家刚刚经历了阅兵蓝多好啊,特别开心,我们都希望每年多办几次阅兵才好呢。但是真正改善空气质量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

      我想说一点,我们现在赶上一个很好的时代,因为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,因为很多理念如果不经过媒体来传播,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事情。同时要怎么样做,其实需要很多的创意。

      在今天的中国,我们财政有很多的钱,好像在中国谈公益一定是国家的事情。我觉得在公益方面做得更有效果的,反而是民间组织,而且更多的是我们个人。

      我在20年前做了一个事情,为了纪念我的母亲,原来我想用我的母亲设一个奖学金,后来他们觉得还是用我的名字。今年正好是20周年。因为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,她当时一个梦想就想到湖南大学读书,当一个学生。我后来设了一个奖学金,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。这20年中间,我一共捐助了大概1000个学生和老师。今年正好是20周年,很多的学生都回来了,而且很多得过我奖学金的学生,都想把当年我捐给他的钱再捐回来,并且想捐更多的钱。大家做这样的事情就更加的重要。

      我母亲当年在我毕业的时候死于脑溢血,其实是很轻微的脑溢血,今天是不可能去世的。8个月中间,我看了很多脑神经的书,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,条件不允许。去年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也是做脑神经的科学家。全世界到今天为止,大概有5亿多人得了脑神经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疾病,有人跳楼,抑郁症等等。在今天这个社会,因为互联网,很多小孩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网络游戏上,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比较差,出现更多的孤独症等等事情,而且越来越多。

      所以我也帮助麦先生在中国跟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发起了三个人脑研究院,已经做了4年了。每年我们给他捐赠100万美元,同时请国内的组织一起参与捐赠。因为这个,我们还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专家到中国研究,开研讨会,我们也请国内的博士后,还有一些研究员到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做这方面的研究。

      其实做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好,因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,大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。每个人当你的家里,你的亲人得了某种疾病,你觉得这种公益特别该做,所以和个人特别有关。我们IDG也是参与到你们公司的发展中间,同时在公益方面应该来做这样的事情,因为做公益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,其实很多的方法不是那么复杂的。但是通过互联网,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,使得每一个个人在公益的项目中间,会有很多的参与和支持。但是最后一点还是公信力,这个钱花到哪去了?给没给你回报。

      我刚才谈到了波士顿大学也好,《国家地理》也好,这个组织每年必须要盈利,像波斯顿大学每年预算要20亿美元,每年必须拿出盈余来改善学校的设施等等,他每年大概有5000万左右的盈余用于再投资,请更多的老师。

      另外对付一些突发事件,他能够拿出一些方法来做这个事情。举个例子,大家知道几年前波士顿发生了一个马拉松的爆炸的实践,爆炸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我们IDG的门口,我们办公室的玻璃都炸坏了,有一个女孩子叫吕令子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,爆炸当天就逝世了。正好我们在开校董会,当时校董们就提出我们要成立一个吕令子纪念基金。在短短一个月内,吕令子纪念奖学金就超过了100万元,就是要支持更多的中国的,尤其是女生,如果到波士顿大学去读书,她有这种需求的话支持他们去读书。

      当然她的去世是非常不幸的,但是使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认识。我现在跟大家分享,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,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,我们觉得做公益,尤其公益怎么样跟一个金融机构结合起来做事情,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做的。

      我过去一直认为做慈善,我自己觉得到处宣传做事情,完全是你个人的理解,你觉得哪个事情很重要,哪个事情值得做,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,一个很有信誉,很有公信力的组织一起来做,尤其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个工具,在今天这个时代,尤其在中国,我们觉得大有可为,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(完)

 

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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